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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回声|专家谈】“新矛盾”判断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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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回声|专家谈】“新矛盾”判断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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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核心观点: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盘和林认为,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矛盾”判断精准地把握住了我国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深刻总结,其中公平性、可持续性、共同性等深刻内涵代表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总方向,也为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必将指引着中国人民奔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据梳理,这是1981年至今有关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首次改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规范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矛盾”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深刻揭示了经济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关系,包含了公平性、可持续性、共同性等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代表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总方向。同时,“新矛盾”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深刻总结,也反映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就业人数增加、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原因,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主要是包括物质产品的增加和劳务总量的增加,通常意义上被简单理解成总产出的持续增长,在统计上反映为GDP或人均GDP的上升。

经济增长理论大约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本质上也是经济学的发展史。从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源泉有不同的理解,但归根到底还是源于物质财富的积累,本质上还是社会生产力、生产率等效率方面的表述。

经济学家逐渐开始反思单纯经济增长的弊病,尤其是上世纪50-60年代,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城市化、人口、资源、环境等压力下,对增长等于发展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并反思。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了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在书中描叙了一幅由农药污染所引发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之后,经过相当长时间里,可持续发展逐渐进入现代经济学的视野。

实际上,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矛盾”不仅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修正,而且具有丰富的内涵。

“新矛盾”对人民需要的描述,从原来的物质文化两个方面,扩展到美好生活需要,充分体现了恩格斯需求三层次理论即“生存、享受、发展”等多方面的需求。应当说,“美好生活需要”内涵相当丰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内容,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包含了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

“新矛盾”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表述,体现了公平性、可持续性、共同性等多维度诉求原则。“不平衡不充分”包括了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实际上,“新矛盾”的准确定位就是以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来修正传统经济学单一增长目标的种种缺陷。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里的发展指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生产力”增长。

回到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现实中,在国内绝大多数地区和人群中,物质、文化的供给已经相当丰富,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因此,以前关于生产力落后的表述已不符合当今实际情况。

而“新矛盾”准确地对需求和供给进行了重新描述,从原来笼统的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升级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即吃饱穿暖的层次的经济需求基本能得到满足,但高质量的经济需求,以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好满足。

笔者以为,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矛盾”精准地把握住了我国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质,是理性而又务实的时代判断,其中公平性、可持续性、共同性等深刻内涵代表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总方向,也为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必将指引着中国人民奔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盘和林)

[责任编辑: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