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的应对政策主要分为三个角度。

一是抗疫。疫情于一月底暴发，我国采取了相对比较严厉的措施，目前来看，在疫苗研制成功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甚至封城，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在这方面是做得不错的。虽然现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怎么控制疫情，但是风险仍然存在，如第二波反弹、海外输入病例等。另一手要抓的就是复工复产。这“两手”其实对于决策部门来说就是如何权衡的问题，控制疫情很重要，因为任何反弹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另一方面，经济复苏也很重要。

通过对1918年美国大流感期间的数据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管制强度高有助于降低在1918年疫情蔓延期间的死亡率；二是在疫情过去后，这些管制强度比较高的州在制造业复苏或者增长方面也更能起到正面作用。从各级政府和决策部门来看，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各地一出现疫情相关问题，警惕程度就马上提高。世界各国现在做的一些措施，其实有意无意地都是在追寻同样的做法。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国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二是纾困。纾困，就是怎么样帮助企业、家庭和金融机构渡过特殊难关。危机期间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很重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帮助制定经济政策，提供资金支持，提出要实行保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就是财政赤字要减少，货币政策要收紧。但是当时很多亚洲国家对这个政策都有很多反弹、都不满，基本的原因在于，已经发生危机了，还采取紧缩政策，那搞不好就把本来已经在往下走的经济推下悬崖。在大萧条——也就是1929年发生的一场全球性大衰退时期，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没有起到稳定金融、稳定经济的作用，任货币供应量紧缩，实际上是让经济下行步伐走得越来越快。到了全球危机，也就是2007年、2009年次贷危机的时候，美联储改变了做法。当时的政策中有一些过去确实是非常少见的，比如量化宽松，比如向大型金融机构注资，比如向非商业银行提供最终贷款人的支持，甚至跟其他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这一系列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做法。

当大危机来临的时候，一旦出现系统性的崩盘，所有的所谓道德风险问题、微观基础问题、经济增长的基础都将不存在。所谓“不惜一切代价”政策，前提是发生了危机，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为了稳定系统，而不是关注个别的经济体。

在这次新冠肺炎期间，美联储的政策大致也差不多。除了大幅度削减政策利率以外，还有具体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政策，同时把政策关注的重点从原来的华尔街转向了老百姓。这背后的基本政策含义就是当危机来临，尤其是大危机来临的时候，政策一定出手要猛、出手要快，主要是为了防范系统性的崩盘。所以，无论是美联储在次贷危机期间，还是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都应该说是无可非议。但未来会面对这些政策什么时候退出、以什么方式退出的问题。

这次的危机不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现在受到最大冲击的并不是金融机构，而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他们维持一定的流动性和保持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关键，这是人们“活下去”的需要和经济反弹的基础。中小微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占6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城镇就业，如果大批这样的企业倒下，一定会影响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也会影响疫后经济的反弹。

过去这段时间我国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中国财政政策比较突出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税收减免和医疗开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中小微企业现金流断裂的风险，虽然很多企业资产负债表看起来还可以，但是现金流一旦断裂，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怎么样维持好的现金流？第一，尽快有序复工复产，这样的话，收入会增长；第二，采取很多措施帮助他减免或者减少经营开支；第三，提供补贴，或者是提供外部融资。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提出“特殊落地机构”建议，即SPV，让财政、央行和金融机构合在一起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这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和的支持，是风险共担、责任共担的措施。

在纾困方面我们是做了很多，但是也有一些可考虑完善的地方。如怎样为特别需要现金支持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是否可以考虑对家庭、给企业提供更直接的财政补贴或现金的补贴等等。

三是重建。支持经济复苏，可采取刺激消费、刺激投资，或者是改革等。如果疫情没有反弹的话，下一步就是重建政策的问题。

总而言之，在控制疫情方面非常考验国家能力，我国做得是非常有效的；在纾困方面，这次最大的转变就是把重点转向了中小微企业、转向了老百姓；在重建方面，现在相关政策还在讨论过程当中，但应该会对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发挥很大的作用，应该考虑到，国内的需求，包括投资和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可能是支持下一轮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