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与“根脉”
——侯军与何式昱手谈《孤独的大师》
何式昱来信
在我家书架的显著位置,放着一本您在十几年前送给我的《孤独的大师》,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我当年认真看过,至今还有记忆。之所以十几年前的印象依存,是因为它带我从更深的层面了解这些大师的心灵与风范。
《孤独的大师》初版封面。
我在1981年曾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过,当时选修的中外美术史,我一节沒落地听过。那时的学术空气很浓,每晚都有学术讲座,当时最流行的就是介绍西方艺术,那也是我必听的课。不过,当时介绍这些大师,更多的是从美术的理念、艺术家的感受与表現、各种风格流派的艺术覌念和特点、美感形式以及在美术史中的贡献等角度来阐述。在绘画教学中,老师还安排学生用不同风格流派的方法画写生。因此,在我当时的印象中留下的只有各位大师的风格及美感的形式。而读您的书,一方面,使我惊叹您对西方美术有如此深邃的研究,另一方面,我看到了您对这些大师从更深层面的解读。
从您的书中,我理解了对大师的艺术,不能只是表象的图解。您从大师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的善良、倔强的品性;看到了大师们对美充满了虔诚信仰的灵魂。您把我从那些形式、流派的表象中带出来,打开了直通大师心灵的天窗。
真是太感谢您了!
侯军回信
谢谢式昱兄充满情怀的感言。
过去只知道你在来深圳以前是专门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学者,却没想到你早在1981年就开始涉猎西方艺术史,这么说起来,你比我“开化”得要早多了。我大体上是在1985、86年前后,才开始接触西方艺术史。那是一个“西潮”涌动的年代,是继五四时期之后,第二波引进西方各种新潮思想和前卫观念的高潮期。我们都身经那个时代,也无一例外地受到当时那种“惟西为上”的观念洗礼。当时形成的西方“文化热”,用席卷全国来形容也不为过。而艺术史(包括美学史)不过是彼时“文化热”中的一条支脉而已。
就我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热”乃至西方艺术史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先是猎奇,越是新潮前卫越是趋之若鹜,越是奇谈怪论越觉新鲜美妙——我当时曾经满怀热望专程从天津赶到北大,去听一些新锐学者的讲座;还热衷于搜罗当时热门的西方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译著,这个阶段可谓“全盘接受”,充满向往;但是,以北京“八五新潮美术展览”为转折,我忽然感到这种沿着西方的套路亦步亦趋的走法,不太对头了,我开始进入反思模式,对西方的东西不再无选择地接受,对国内那些玩新潮的艺术潮流,则更多了一些理性思考。这个阶段,我自以为是一个反思乃至深思的阶段;1987年秋天,我第一次去美国,直接看到了一些现代派艺术作品。接着,在南下深圳后,又有机会多次去欧洲参访——我并不只是去观摩古典艺术大师们的经典名作,也曾有意识地亲临各路现代派艺术的展场,试图理解进而解读现代诸流派的观念和实践。在连续数年边看边想的过程中,我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艺术坐标:不再盲从,不再狂热,而是从人类视角来观照人类艺术,进而反观和辨析中国的艺术现状。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是痛苦而艰辛的,也是豁然而快乐的。因为我总算看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的许多艺术家,抱着从西方“盗火”的心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人家在上个世纪百年间所玩过的各种新花样,统统在华夏大地上“翻唱”了一遍,而且每个人都自我标榜是正宗的、最新的。其实呢?不过是嚼一嚼别人剩下的馍。反观中国传统艺术,则已是一片苍茫了。我曾把自己这方面的心得,写在一篇洋洋万言的论文里,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题为《中国画与世纪现代潮》。这篇长文,可视为我在这个反思阶段的一个成果和总结。
你肯定没读过这篇文章,当时的中国已全面进入“以经济为中心”,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已成过往烟尘,谁还会关心这些虚无缥缈的问题呢?在我看来,有三五明白人能看懂我的见解,余愿足矣。幸好还真有几位高人,不但看到了,而且引起了共鸣——西安的大画家徐义生教授是我的忘年之交,他欣赏这篇文章,并且将其收入他主编的一本论文集。更令我汗颜的是,他不但将我的这篇文章置于卷首,甚至直接用作全书的书名——厚爱若此,令我感到惊诧且感动至深;还有一桩轶事是我听说的:据说当时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教授读到这篇文章,立即让工作人员复印若干份,分发给所有中国画研究院的专家和同事,一是让大家“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二是向大家咨询,这个作者是何方神圣?怎么在全国各个大学、研究所、各地美协、画院乃至美术馆、博物馆,都搜不到侯军其人?当时的院委中,只有一个人知道作者是谁,这个人就是我的好友王鲁湘。而这个轶事也是鲁湘兄亲口讲述给我的,应当算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其可信度应该是蛮高的。我为此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到了写作《孤独的大师》时,应当说是我对西方艺术史思考与深耕的第三阶段了。我力求以东方人的美学视角,来观照西方艺术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这一点,周凯老师是看得很精准的,我在上一篇《手谈》中已向他表达了敬意——一方面,我对这些大师的个人经历、坎坷曲折、孤独痛苦,进行了着力描摹;另一方面,对隐藏在人物表象背后的艺术思潮、社会观念、宗教意识、经济变革等等,也进行了适当的评述,由此,对西方艺术史的发展演变也进行了虽不够系统,却也清晰可见的梳理和点评——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我的目的是,要让国内的艺术爱好者们,不要只看到现代派的热热闹闹标新立异,还要看清这些思潮是在何种文化土壤上产生的?何以会在20世纪初异军突起席卷西方?更要看到,即使在西方,这些新潮其实也是各有依循互有矛盾的,而他们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本身就是瑕瑜互见泥沙俱下的。在西方艺术史论中,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被视为20世纪现代派诸多新潮的“源头活水”,而我在这本书中,特意选了好几位具有现代派“鼻祖”意味的艺术家,若透纳、康斯太勃尔、雷诺阿、西斯莱、高更、梵高等,让他们“现身说法”,从而使多思的读者看清楚,西方艺术是如何从古典逐步走向现代的。
如今的中国艺术,就其整体而言,正在“从古典走向现代”。这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即便像周凯老师这样恪守传统、尊崇古典的艺术家,其实也已“命定”地走向现代了。应当说,中国艺术走向现代是好事而非坏事,关键是我们在寻找这条现代化道路的时候,千万不要迷失自我——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派艺术都有各自的源头清晰的“根脉”,那么,中国艺术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势必也要寻找到自己的艺术“根脉”,否则就难免会“迷失自我”。然而,东方艺术家能不能把某个西方艺术流派当做自己的“源头”和“根脉”呢?我以为这也不太靠谱,很容易陷入模仿和抄袭的泥潭——前不久不就爆出了这类丑闻而震惊世界艺坛么?由此可见,即使是学习借鉴西方的现代艺术观念,也需要从自己的艺术源流中寻觅“根脉”,找到自己的“源头活水”。其实,倘若细究一番,你就会发现,中国的传统艺术中其实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现代元素”,我曾专门写过24篇短文专论中国书画中的“现代意识”,当然,这已涉及到另外的话题,在这里就不赘述了。由此可见,我写作这本小书,乃是借他山之石来攻中国艺术这块美玉——这层“窗户纸”一点破,隐含在表象背后的深层意旨,也就不难理解了。
借由你的来信,我写了这么多“自说自话”,实际上都是由你的话题引申开的。谢谢你对我的启迪和触发,没有你的来函,我大概不会无缘无故地写到这些轶事和感想。这是一篇完全即兴而发的《手谈》,说得不对不准不当之处,肯定不免,请式昱兄不吝赐教!
何式昱回函
一口气读完,心情很激动,那是因为它触动了我的心弦。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里,我同所有热爱艺术的热血青年一样,仰望隔绝己久的西方,象久旱遇甘露一样,不加思索地汲取来自西方的营养,也试图在缤纷的、让人眼花潦乱的流派与形式中寻找到自己的方向。与您不约而同的感受是,那些带着西方哲学覌念,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艺术,并不是使中国艺术得以创新发展的救命稻草,周围的很多同行者玩遍了各种形式流派,也沒找到个出口。您的《孤独的大师》,会使那些浮于形式的探索者们幡然醒悟。
其实,有过那段经历的人都曾有过反思,也会对您提出的植根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現代的方向会有更深的理解。沒想到我的偶发感慨,会引出您这一大篇宏论,使我受益。谢谢您!
侯军回复
要谢谢你才是——其实,一个话题的提出,就已经决定了一篇文章的成败。你提出的话题注定也会引发诸位堂友的回应。
(2020年8月21日于北京寄荃斋)
《孤独的大师》修订版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