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总监毛少莹 （受访者供图）
毛少莹著作（资料图片）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来到深圳后，毛少莹曾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广东省、深圳市、香港特区等多个政府研究项目，也是深圳文化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近五年她侧重文化治理及国际经验研究、公共文化政策模式研究、文化统计的国际比较研究、城市公共文化政策比较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协同发展研究，以及艺术品、中华文化元素与博物馆及城市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近日，现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总监的毛少莹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的专访。
比较关心 伦理道德问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时，读的是哲学专业，这颇迥异于您后来工作时的研究方向。哲学最初如何引发您的兴趣？
毛少莹：主要是自己喜欢吧。我本科是念理工科的，个人比较关心伦理道德问题，如善与恶、公平与正义等，所以后来考了中山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西方伦理思想史。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道德人”与“经济人”——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述评》。亚当·斯密一直被看成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经济学家，但其实他也是一位优秀的伦理学家。他在《国富论》之前就出版有《道德情操论》，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也担任过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非常关心人类的福祉。今天看来，研究生阶段的哲学、经济伦理学训练是我学术生涯非常好的起步。我非常感谢中大哲学系的各位老师，也很怀念当年浓厚的学术氛围。正是这些，使得我后来保持了持续的研究兴趣和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94年研究生毕业后，您到刚创办不久的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当时做这个决定您经过怎样的考虑？
毛少莹：彼时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刚成立，正需要人。要说明的是，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后文化市场的活跃期，率先改革开放的特区和沿海地区出现了很多新的文化现象和问题，引起了国家文化部门的关注。我所在的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就是在此背景下，由国家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和深圳市文化局联合创办的。这个机构虽然名字挂着深圳，办公地点在深圳，但一开始的定位是面向全国五个经济特区，即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而非仅仅是深圳。中心虽然1993年底拿到了批文，但我刚到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时，中心还处于草创时期，唯一的工作人员是当时由市文化局调研处处长转任中心主任的杨宏海先生。应该说，1994年中后期第一批人员到位后，中心才比较正式地开始运作。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应用性比较强的决策咨询研究，说实话，开始阶段我是有一点抗拒的。此前我做哲学研究，对理论问题比较感兴趣，加之传统的文史哲等领域对跨学科的应用性文化研究并不是很认同。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面对的文化管理、文化政策等问题深深吸引了我，投身其间，至今也算是乐此不疲吧。
两类文化研究
没有高下之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二十多年来，您主要从事文化政策、文化管理与城市文化研究，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性的研究，或者说实用性很强。您是如何融入其中并建立起对这个领域的学术认同？
毛少莹：文化政策与管理问题的研究是一种新兴的综合性、跨学科应用型研究，是需要将文化研究与公共管理学、政策学、公共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关联交叉进行的，这类研究构成了如今方兴未艾的文化政策学、文化管理学等学科的主要内容。当代文化研究主要有两个路向：一是源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这类“文化研究”也是跨学科的，以各种理论工具来分析文化问题、批判文化现象，比较倾向于解构性的，为加以区分，我称之为“理论型的文化研究”；二就是我们所从事的以文化决策咨询为主的“文化研究”，比如如何更好地进行文化资源的配置使用、文化空间的规划布局、文化产业的振兴发展等，这类我称之为“应用型文化研究”。与前者不同的是，这类文化研究更立足于建构的立场，更关心如何有效地解决文化发展问题。
我对应用性文化研究的兴趣与认同，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研究成果直接地影响到了文化发展的现实吧。比如我先后参与过市里文化立市战略、文化发展规划等的制定，参与过文博会等大型文化活动的策划，文化专项资金管理等的研究等。后来也有机会多次参与文化部、省文化厅等的一些重要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工作等。也曾经撰写《中国文化政策30年》《公共文化服务概论》等书。这些工作成果，很多已经付诸实践，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我想要补充一点，即便从纯学术的层面来看，应用型文化研究与理论型文化研究同样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与素养，同时需要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认知，要求一点也不低。比如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不仅需要懂得文化，也需要学习产业经济学等；研究公益性文化事业，需要涉及公共管理学科的方方面面……总之，这些年做应用型文化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促使我不断学习，不断开拓新视野。二十多年来我的体会是，文化研究是相通的，两类文化研究并没有高下之分。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政策、文化管理领域研究具有巨大而迫切的现实需求，我非常希望有更多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年轻人能投身到这个领域，使得我们飞速发展的火热现实能获得更好的理论指导与智力支持。
所有问题的背后
都是价值观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研究过亚当·斯密的思想理论，而他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这对于城市文化研究中如何促进人类福祉，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您来说，亚当·斯密的思想为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怎样的理论支撑？
毛少莹：研究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伦理学的问题，也即是价值观问题，选择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选择。而我们发展的重要尺度，正是公平、正义、人类的福祉。不仅是亚当·斯密，所有过往的伦理学家们的思想、所有的伦理学素养，都在塑造你的价值观，帮助你形成一个价值关怀的视野。比如现在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问题、虚拟现实问题，背后都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又比如经济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不也正是经世济民的问题？为什么要经世济民，背后还是价值观。按照《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如果全球财富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已经可以拥有一个人民比较“肥胖”的世界。换句话说，人类的生产能力已经足够强大，财富是足够的，但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受穷，原因与价值观有关。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如果说“可持续发展”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那么“文化发展”关注的就应该是人（群）与人（群）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这是我们文化发展非常重要的目的。因此，曾经的伦理学训练可能形成了我研究的“底色”，我在做文化产业研究时，不仅关注文化产业产生的经济价值，也会关注文化产业承载的文化内容、精神影响。我想，要有价值观的关怀，人类的发展才不会迷失。
一直关注香港问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您还比较早做起香港文化研究，写过《香港普及文化初探》《十九世纪香港文化一瞥》《香港文化政策演变与管理现状》等论文，但您这一方向的研究后来似乎中断了？
毛少莹：当时受著名香港近代史研究专家刘蜀永先生等的影响，我确实很早开始研究香港文化，但后来忙于其他，一度中断了，很遗憾。尽管如此，我一直保持了对香港问题的关注。近年来也以粤港澳文化合作为切入口做了一些研究，比如写了《珠三角文化合作的战略思考》《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政策及存在问题分析》等文章。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时，您写过《聆听特区文化的时代涛声》《关于30年深圳文化发展历程研究的几点思考》，最后提出一个建议：以深圳价值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为主线，开展深圳文化发展历程的系统深入研究。如今九年过去，不知这方面的构想有何进展或改变？
毛少莹：我在继续这一研究，也有《深圳文化的精神指纹与观念内核》等文章陆续推出，由于工作原因，更系统的成果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