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剧照
◎ 王 樽
江湖是个颇具特色的妙词，意境幽深，博大旷远，却似乎专属中国，或者说，只有在东方的语境下才能领悟。字面上明明写的是江河、湖泊，本意却早已背离，引申出多重所指，上升至社会、天下、阶级、阶层，乃至哲学的层面。曾经有部香港武侠电影，里面的中国侠客对欧洲人解释什么叫江湖，说是“武林人士出出入入的地方”。显然，这是犯了以偏概全之误。江湖不止有武林人，更有三教九流、芸芸众生。谚云，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江湖。庄子有名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字面直意江河湖海，喻指却是人群社会；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写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江湖”与“庙堂”对应，都是借喻，“庙堂”是谓朝廷，“江湖”是谓民间，或曰远离官府的隐逸之地。大诗人陶渊明、苏东坡都曾作过高官，也曾或主动或被迫远离“庙堂”，但都不认为自己身在江湖。因此，江湖的概念极为微妙，它是大社会，又是非主流，有约定俗成的道义，规矩，或特指的行事原则，其黑白间杂，险象环生，利害攸关。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概念里，江湖多与武林相关，与打家劫舍的侠客相连，比如《水浒传》中绿林好汉出没的水泊梁山，金庸、古龙笔下的武侠世界，胡金铨、张彻电影里的明清乱世，或香港电影热衷的喋血街头的黑社会。这些江湖人士多是不见容于主流社会的另类，虽龙蛇混杂，却多有义薄云天、笑傲江湖的一面。或多或少，这样的江湖都被美化了，那些豪杰义士直如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包括李安、张艺谋、王家卫等众多华人大导演都曾表白过有武侠情结，在不同的时间也都圆梦拍摄过质地不同的武侠片，并成其职业生涯的代表作，比如《卧虎藏龙》《英雄》《一代宗师》等等，他们心心念念的武侠梦，实际是迷恋其“江湖”气质。不难发现，与过往的武侠片一样，这些新派武侠巨制，无一例外地将背景设在中国古代，最近的也是清末民初。似乎心中的江湖，或者说武侠的江湖，只能发生在远去的时代。
作为当下中国与现实联系最近的导演，贾樟柯也曾表示过对江湖概念的喜爱。众所周知，其新作名源自费穆晚年筹备的最后一部电影。费穆的《江湖儿女》，讲述的是民间杂耍艺人卖艺求生，与传统概念里的江湖颇为契合。与此相近的名剧，还有诸如吴祖光的《闯江湖》等。贾樟柯的新作，一如既往地聚焦当下，焦点仍是当下中国底层人的悲欢离合，它不是旧时代的江湖卖艺，不是借古讽今的传奇，更不是逝去的武侠恩怨。其影像离观众如此之近，仿佛就发生在昨夜或今晨，就是自己或亲朋好友，每个人都与此息息相关。于是，从贾樟柯的《江湖儿女》中，人们看到了自《任逍遥》一路走来的斌斌和巧巧，在2001年和2018年的时光中，成了大佬的斌哥和老板娘的巧巧，电影从斌哥不动声色地化解一桩欠债还钱的纠纷开始，到大势已去的斌哥丢下一叠钱告别而结束。钱在影片中成为举足轻重的道具，亦恰是当下中国无处不在的经典符号。观众所见的是在其普照下的熙熙攘攘——各出奇招的虚实买卖，当惊世界殊的三峡大移民，山西煤矿的承包与下岗，以及迷惘中年的随波逐流，热血青年的好勇斗狠，不甘被弃的下岗老人……当然，还有为情义坐牢、出狱后仍执着寻找真爱的女子。缤纷世态，爱恨情仇，险恶江湖，尽在其中。事实上，贾樟柯所有的电影都有浓郁的江湖气，甚至是武侠气，《江湖儿女》中的巧巧和《三峡好人》中沈红，都似仗剑游走的女侠，只是她们不是古人是今人，不是复仇是寻爱。
《江湖儿女》以贾樟柯一向的纪实风格，用DV、HDV、16mm和35mm胶片等六种不同的影像介质来呈现时间的流逝，时空的多重跨度，传神再现了人物的不同人生抉择。电影结束，还极富创意地让巧巧走进自己设置的监控器里，曾经相爱的男人离开了，她靠近墙边，看不到别人，也看不到自己。已经丧失了正常行走能力的前大佬，该如何应对不属于自己的江湖？这个有情有义的女子，又该如何应对跟下来的生活？没有结论，没有答案。而无论如何，要在此丛林里挣扎求存，没有什么人可以依赖和信仰。奋勇拼搏也好，苟延残喘也罢，都无可选择地置身于这片皇天后土，都是大时代的江湖儿女。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一回题为：昨听江湖施伪术，今看骨肉出新闻。
对于贾樟柯电影，人们往往爱恨交织，这是因其太过犀利逼真，令人不忍或难以直视。中国影坛鲜少有这样的表达，人们从中看到自己和身边的点点滴滴、真真切切，看到当下中国瞬息万变的众生相。贴合时代，贴合现实，贴合日常，不论是否喜欢，它是观察自己和国家的一个重要视角。曾经有人说，人们从《小武》中发现了中国的乡镇；现在，似乎可以说，人们从《江湖儿女》中，窥见或发现了当下中国巨变里的江湖。